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将全球陷入气候混乱中，中国则出现了强降水现象，南方水灾不断，长江流域洪水再次泛滥，成都、天津、北京、邯郸……等城市都遭遇了“看海”场景。
《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中提道：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由来已久，包括古埃及、玛雅在内的古代文明都遭受过来自厄尔尼诺的沉重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
历史是沉默的，只有我们拭去蒙在它身上的灰尘时，它才会显示事实真相以及对未来的预见能力。
1998年6月-9月，我国长江流域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次年，法国先锋小说家埃莱娜·西苏根据这个“既有当代性也有隐喻性特色的题材”，编写了寓言剧《洪水中的鼓手》，由先锋戏剧家阿丽亚娜·努姆什金执导太阳剧社演出。
《洪水中的鼓手》基于15世纪元朝中国的故事，却结合了日本人形净琉璃人偶的形式，讲述了国王为处理南、北二城水患问题，而牺牲全城百姓的故事。
此时，老国王昏聩无能，将大片的山林封给邪恶的侄子，于是，这位王子滥砍滥伐，导致民不聊生。忠臣进谏国王，说这样下去上天就会像多年前惩罚另一个国王一样大发洪水，进而导致农民暴动，血染洪流。国王听不进去，而将进谏的大臣打发回家。洪水果然应验而来。
最后，冲突的各方互相杀戮，舞台上所有的人都死了。一直在舞台上水一样翻滚的大块灰蓝色布匹消失了，真正的水涌上舞台，水面上漂浮着所有角色的小布偶。
此剧内容上借用了世界上流传最广又最古老的传说——洪水神话的基本故事框架，与历史建立了对话的频道；它取材于中国的事件，又与当代的环境问题相勾连；随人类被自然灾害吞灭的前景日益显现，它更充当了未来的预言者。
自古以来，气候这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 一直在冥冥中左右着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替。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比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而水患则对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跌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古人云，“圣人治世，其枢在水”，“治国如治水，善治国者必先治水”。作为人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社会的生产之基、生活之要，水在改革发展、治国理政中居于无法替代的重要位置。
在原始社会，大禹舍家治水、商汤在连年大旱时为百姓生存而愿牺牲自己性命以祈天降雨，这些上古圣君事迹，延续至后世的龙王崇拜、李冰因治水而被民间奉为神灵等，成为了华夏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启云研究后指出：古代的鸿沟、邗沟、芍陂、都江堰、郑国渠、漳河渠等著名水利工程都完成于春秋战国诸侯时代，秦汉统一后并无更好的成绩。
中国水利史研究者也发现：所谓“强盛王朝”往往反而是水利衰败时期。以关中平原论：
秦统一前建成的郑国渠系灌溉约400万亩，但统一后2000多年里这个成就再未达到
北宋这个传统上认为并不强盛的王朝修建了丰利渠系，灌区曾达200万亩，为郑国渠之后的最高。但不久又趋衰败
元帝国是中国版图最大时期，但关中灌区却缩减为80万——90万亩，不及北宋盛时之半，而且很快又进一步衰败
明朝又是一个强大王朝，但关中的广惠渠灌区，最盛时仅恢复到80万亩，到晚明更衰减至7.5万亩；
清朝在水利方面无所作为，关中引泾灌溉一蹶不振，到“康乾盛世”的1737年后完全中断，龙洞渠改引泾为引泉，灌溉仅3万亩；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给出研究结论，15英寸（38.1厘米）的年降雨量是农耕文明一年至少的农业补给水量。因此，15英寸等雨线也就大致上成为游牧与农耕文明分界线英寸等雨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提到治水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
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霪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地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6年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馑。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地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便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就这样争斗了2000多年。
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时，将其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中，一个个小农都有如一个个“马铃薯”，而专制的国家政权覆盖其上，就好像一口袋将马铃薯装入其中，构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马铃薯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也不可能组织起来与强大的国家相抗衡，小农的利益便天然地由“他者”（政府）来代表；而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则只能由国家权力体系来提供。
有“异端马克思主义者”之称的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与大河流域的生产关系紧密关联。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便进入了一种由亚细亚灌溉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并生长出一整套的“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统治者为了控制水资源，对其加以管理、开发与分配，必须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就需要动员和征召人民，并需要一个强大的公共管理中心来管制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水利系统。当淡水成为稀缺资源，更要仰赖中央集权管理的水利系统。那时候，国家机器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包括水旱灾害在内的社会危机，灌溉农业系统的运作极大地影响到集权帝国的建立与稳定。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在治水问题上下过大功夫，几乎是倾全国之力。而治水所仰赖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农民无力自组织，只能在政府动员下才会行动起来。由此一来，整个社会便成为官僚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国强社会弱，官强民弱。这一基本格局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当大量的民众只是被动的参与者之后，这个治水社会核心问题便成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整个国家内部的权力配置的问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下，无制度保障其自主性的地方政府要么成为地方利益肆意膨胀的机会主义者，要么就是消极作为，选择将麻烦一路向上推卸直到甩给中央，而这一点自然会贻误治理公共危机的时机。1855年，黄河发生大水灾，1870年，长江又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导致清廷传统的“北灾南济”救灾平衡模式不能运行。190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召见了受聘为中国开滦煤矿工程师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后出任美国第31任总统），考察黄河水利情况。
开滦博物馆复原的1901年胡佛在开平矿(开滦煤矿的前身)任总办时的办公室
胡佛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清政府治理黄河水患收效不大的原因。胡佛认为，“中国河吏是有能力的，尤其精湛于保持河道不断被维修”，但那只是一种灾后防御的消极治河措施，无法根除黄河流速过快造成的分流过快、黄河淤堵、悬河运行等问题。胡佛认为，“官吏贪污，玩忽职守是工作形势糟糕的根源”，也是治河无力的另一重要原因。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只有出现“一个新王朝”时，中国方有可能“出现一个强势的政府，在河堤上重新种植柳树并推行下去”。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名著《日知录》中写道：大禹时代能够治水而宋明以后黄河反而灾害频仍，其问题大多有三：
王朝中心地区剧增的人口，其生存空间严重侵蚀河道，结果“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朝廷的治河方针是以“转漕要路”和“宗藩所在”的安全为核心目的，所以“左顾右盼，动则掣肘”，而根本不能从国民生命财产之价值和国民经济安全的角度谋划治河的整体方略；
吏治的极度腐败，使得从“游闲无食之人”、办事官吏一直到河务大员等凡与治河有瓜葛者，无不要从黄河决口的巨大灾难中借机贪污，于是黄河在修治以后仍不断决口竟然成了他们私利的渊薮，结果只能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湖广熟天下足”是清朝时期的谚语，意味着两湖地区是全国的大粮仓。但是这个大粮仓在1909年和1910年，因长期降雨造成水患，粮食作物大减产，导致武汉、长沙米价持续上涨，长江流域出现了超过400万灾民。大粮仓的危机也极度影响了江浙地区的生活，1910年底，江浙地区米价上涨50%。
1911年，山东、江苏、浙江、辽宁都出现了水灾。于是，革命党利用几百万灾民起义，清廷拨了一部分钱粮赈济灾民的同时，开始派出军队。袁世凯和孙中山达成了默契，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灭亡。文章来自： 华夏时报、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